瑞典教育的“实用主义”

　　行政人员不坐班

　　刚到斯德哥尔摩大学时，有同事提醒我：“如果你去哪个系办事发现找不到人，请不要奇怪。这里很多岗位都不是全职的，他们只拿与工作时间相应的工资。”

　　原来，瑞典大学的任课教师和国内差不多，主要以课时计算工作量，但行政人员则不像国内那样每天必须在岗8小时。大学有专人负责计算、审核不同岗位所需的时间，非常精确。当然，行政人员也可以选择天天来上班，但工资并不会增加。

　　瑞典的大学多数都是公立的，不过，这些公立大学实行的却是企业化管理。大学通常只设有限的正式岗位，每个系的教师编制依据招生人数和每年修满学分的人数总和来计算，学校则按照招生数量给各个院系拨款。例如，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目前每年招生50人，只设有3个终身教职：一个教授岗、两个讲师岗。此外，系里还聘用一定数量的全职教师、兼职教师以及课时教师，这些教师都不算正式的编内人员，博士生、博士后的工作都属于这一类。

　　各院系在增加正式职位的问题上都格外慎重。一方面，每增加一个正式教职，就要占用一笔可观的财政预算;另一方面，学校一旦正式聘用某人，就几乎不会辞退他。

　　学生爱说“我不懂”

　　有一次我给同事盖玛雅打电话，她回答说：“哦，对不起，我正在给学生补课。”大学生还要补课，我可是头回听说。

　　原来，按照瑞典人的观念，每一个学生对于老师来说都同样重要，尤其是“差生”。因此，只要有一个学生表示没听懂，课程就不能继续下去，老师只能重复已讲内容，直到没有人再抗议说“我不懂”。为了保持课程进度，最好的办法是私下再为有困难的学生进行辅导。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，从系主任到普通任课教师，每周都有固定的辅导学生的时间。

　　盖玛雅说：“现在的瑞典学生有很强的维权意识，他们通过多种渠道向学校提出自己的建议和要求。每年学校的定期例会都有一定数量的学生代表参加。另外，学生也可以在课上课下随时跟老师沟通，提出各类想法和要求。如果意见和要求得不到满意答复，他们有权利一级一级向上报告，直到问题最终得到解决。”

　　瑞典的各行各业都有很强的服务意识，教师也不例外。特别是近年来，政府把公立中小学的办学权下放到地方，并按招生人数给各地拨款。各地千方百计争夺生源，于是学生从小学开始就有了“被服务”的意识。在瑞典的课堂上，学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“我不懂”，这是一种权利，而不是一种耻辱。这种观念自然也就带到大学中来。

　　毕业典礼要交费

　　每每遇到对中国多少有些了解的瑞典人，我总是不失时机地问：“你是不是很喜欢中国?”让我感到不解的是，他们对这个问题总是感到无从回答，都要先确认一下：“你是指中国的哪方面?”这倒把我给问住了。瑞典人似乎很少想到“国家”这样大的概念，他们更倾向于谈一些具体的、实际的问题。

　　有一次我问盖玛雅：“中文系每年有多少本科生毕业?”身为系主任的她回答说：“这个不太清楚。们每年只管招生，不管毕业。毕业是学生自己的事。”我很奇怪：“难道系里不给学生举行毕业典礼吗?”盖玛雅说：“瑞典的本科生和硕士生一直都没有毕业典礼，从前几年开始，硕士生才增加了这个项目。博士生有毕业典礼，每年一次在诺贝尔颁奖大厅举行，但是参加毕业典礼是要收费的，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并不参加。再说，并不是所有学生都愿意毕业，有的人一辈子都不毕业。”

　　看到我满脸困惑，盖玛雅说：“不毕业好找工作啊!”我更奇怪了：“在中国，只有毕业了才有资格去找工作。”盖玛雅说：“在瑞典，学生不毕业就可以工作，而且用人单位喜欢招收不毕业的学生，这样他们可以少付工资。瑞典员工的工资首先取决于他所在的岗位，但也和学历有关，学历越高，工资也越高。你想，如果都能胜任某一岗位，公司当然愿意要学历低的人了。学生只要不毕业，用人单位就有权以临时工的方式聘任他，也就降低了工资成本。”

　　盖玛雅说，现在的瑞典教育制度不鼓励好学生。由于各种原因，能够自主学习的学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，这种现象在中学里尤为突出。政府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，正在积极寻找对策。